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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风雨历程经战火兵灾永乐大典六百年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4:43:38 阅读: 来源:热流道厂家

《永乐大典》的成书

1.大典的成书时间

《永乐大典》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年间,实际上,其蓝图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就已勾画出来。朱元璋虽是“马上得天下”的封建帝王,但他对文化教育极为重视,不仅亲自指导编撰《历代驸马录》等,还在定都金陵的第二年(1369年)诏儒臣梁寅等撰修了《集礼》五十三卷。由此可见,明王朝自立国伊始,就极为重视图书的修撰整理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书庶吉士解缙于1388年(洪武二十一年)曾上书朱元璋,提出“臣见陛下好观《说苑》、《韵府》杂书与所谓《道德经》、《心经》者,臣窃谓甚非所宜也”,建议“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,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,臣请得执笔随其后,上D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孔,下及关、闽、濂、洛,根实精明,随事类别,勒成一经,上接经史,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?”以此迎合朱元璋“文治”政策的需要,很受朱的赞赏。但终因当时立国未久,许多条件尚未成熟,被搁置起来。

1398年,朱元璋死后,传位于皇太孙朱允Χ,即建文帝,次年其叔父燕王朱棣(即后来的明成祖)发动“靖难之变”。1402年,燕军攻占南京。第二年,朱棣称帝,迁都北京,改元永乐。

1403年(永乐元年)7月,朱棣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:“天下古今事物,散载诸书,篇帙浩穰,不易检阅,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,类聚之而统之以韵,庶几考索之便,如探囊取物耳……尔等其如朕意,凡书契以来,经史子集百家之书……备辑为一书,毋厌浩繁。”正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。要求非常清楚:一是全,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;二是大,备辑为一书,不厌浩繁。

解缙受命后,汇集学者百余人,仿照宋人阴时夫的《韵府群玉》和钱讽的《回溪史韵》二书体例,历时17个月,将书编成进呈,赐名“文献大成”。显然,在这样短时间内急就成章,绝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“文献大成”,更重要的是,它没能满足朱棣敕修这部书大而全的要求。“上览所进书,向多未备,遂命重修”。

据记载,重辑“命太子少师姚广孝、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”为总裁,学士王景等28人为副总裁,“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,缮写三千人”。大典编纂时首先采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,同时又派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,共集中了经、史、子、集、释藏、道经、戏剧、平话、工技、农艺各类图书七、八千种,按《洪武正韵》将所辑图书,一字不易,整部、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。1408年(永乐六年)冬,书成进呈,总22877卷,目录60卷,分装11095册。以卷数而论,比现在存世最大的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还多出近13000卷。

书成之后,仍题《文献大成》,由朱棣更赐名《永乐大典》:“朕嗣承洪基,缅想缵述,尚惟有大混一之时,必有一统之制作……乃命文学之臣,纂集四库之书,及购募天下遗籍,上自古初,讫于当世,旁搜博采,汇聚群分,著为奥典……用韵以统字,用字以系事。……包括宇宙之广大,统会古今之异同,巨细粲然明备,其余杂家之言,亦皆得以附见。盖网罗无遗,…名之曰:《永乐大典》。”这样六历寒暑,这部中国编纂史上的大类书总算问世了。

2.《大典》编修的起因和条件

一是消除“靖难之变”的影响。朱棣是以武力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,这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当时,很多朝臣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倒行逆施。朱棣对此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,一方面对拒不从命者开杀戒,另一方面提倡文教、振兴学术,加以怀柔。编撰群书可以把大批知识分子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,埋头于断简陈编之中,可以使他们钳口不言,无暇多问政事。同时,又可减少人们对“靖难”的关注。因此,明成祖即位不久,即敕修《大典》。

二是《大典》的编修不仅是永乐初年政治斗争的需要,也是明王朝立国以来“文治”政策发展的结果。据《明史·成祖本纪》记载,朱棣是一个“雄武之略,同符高祖”的封建帝王。他即位后,“六师屡出,漠北尘清”,“幅员之广,远迈汉、唐”。但他并不满足于此,他还要把自己的“文治”也推到“远迈汉、唐”的高峰。因此,用一部“序百王之传,总历代之典”的“一统之制作”来标榜“大混一之时”的盛世,显得非常必要。

三是《大典》的编修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。明王朝取代元朝,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复兴元代不甚发达的文教业。通过《大典》这样一部类书,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是这一任务的组成部分。不过,《大典》也绝非像某些文章称誉的那样将所有典籍悉收并载。据《东林列传》所载,永乐初年,饶州儒士朱季友进呈了一部“专诋周、程、张、朱之学”的图书,结果,不仅人被杖谴,书也被焚毁。据《宾退录》记载,朱棣也曾命解缙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议文章,将“有关农、桑、礼、乐者,存之;其有干犯‘靖难'事者,焚之。”可见,对上述这类图籍,《大典》也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摈弃。称之“奥典”,也是相对而言。

四是具备了修纂《永乐大典》必备的文化和经济条件。据记载,明军攻占元都后,将元政府典藏全部运往南京。元朝先后得到宋、辽、金三代在北京的藏书,数量极多。同时,太祖、成祖两朝,还曾多次诏求民间藏书。因此,明立国不久,就拥有了极为宏富的政府藏书,这在中国藏书史上极为罕见。后来,《大典》的纂辑工作,就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———文渊阁中进行,所有这些藏书,都成为《大典》辑录的底本。此外,唐、宋两代,学术发达,撰著飞速增长,而宋代雕版印刷业繁盛,使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,公、私撰著流传极快,这些著作也都被《大典》所汇录。所有这些,必然使它在规模上远逾前代;而且朱元璋和朱棣都极为重视文化教育,当时各级学校遍设全国,这也为《大典》的编修创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坚实的人才基础;朱棣即位后,兴修水利、广开漕运,奖励农桑,社会经济日趋繁荣,为编制《大典》这样工费浩繁的大类书,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。

综上,在明成祖统治时期,编修《大典》所需的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。

陈红彦 1965年生,1987年起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,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。现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、研究馆员,担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秘书长。著有《版本文化丛书———元本》等,编有《芸香阁丛书———冀淑英文集》、《古籍保护新探索》等,并发表《名家写版考述》等多篇古籍研究方面的论文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,全书22877卷,目录60卷,共11095册,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,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。《永乐大典》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,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。

《永乐大典》永乐六年(1408年)正式成书,至今已经跨越600年风雨历程,其成书、收藏、流通、散佚、研究、复制出版、传播、修复等等,是一部传奇,备受世人关注。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眼里,《永乐大典》已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代典籍,而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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